唐振緒：唐山交通大學新生記

唐振緒 （土木 1935）
       字纘伯，祖籍江蘇省無錫。1911年3月29日生于南京，2003年8月23日在美國新澤西去世。1935年夏，取得了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今西南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士學位。畢業(yè)后，任黃河董莊堵口工程委員會工程師，后去陜西涇惠渠、渭惠渠、洛惠渠參觀實習灌溉工程。
       1936年8月去美國留學，入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生院攻讀水利工程、鐵道工程。獲得土木工程碩士學位和水力及運輸工程博士學位，曾留校任助教，先后擔任過水力設計師，中國駐美世界貿(mào)易公司工程部工程師兼聯(lián)絡秘書等。
       1945年11月，回國后任行政院工程計劃團主任工程師兼總干事，1946年擔任錢塘江海塘工程局副總工程師兼設計處處長，1947年去臺灣擔任高雄港務局副局長，臺灣省林產(chǎn)管理局局長，臺灣省政府專門委員等職。
       1948年9月返回大陸，在唐院南遷之際，受茅以升等校友舉薦，出任國立唐山工學院（現(xiàn)西南交通大學）院長，為保全唐院，迎來全國解放作出重要貢獻。
       1949年7月13日，鐵道部滕代遠部長任命唐振緒為新唐院院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和社會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在短短一年的時間中，唐院辦成了面向全國，又有鐵路特色，既以教育為中心，又是科學研究中心的綜合性理工科大學。
       1950年3月1日鐵道技術研究所在唐山成立，他兼任所長。唐院的研究所，也遷來北京，成為今天的中國鐵道科學研究院。唐振緒也同時來京，任鐵道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名譽院長、高級工程師。他還是中國鐵道學會副理事長，歐美同學會常務副會長，交通大學校友總會會長、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顧問，民革中央監(jiān)委會常委。是第五、六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第七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他是新中國鐵路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1950年時的唐振緒

受命于危難之際

       1948年9月底，我從臺灣返回江蘇無錫原籍，無意任職做事，閑居家中。當時住在唐氏小學后院的一幢小樓里。這所小學，是祖父出資辦起來的，后來交給了政府，學校在后院留了一幢樓房給校董居住。
       12月下旬的一天，突然接到一封電報，是南京茅以升打來的，說有很要緊的事，要我即去面談。
       茅以升也是唐山交大的學生，唐山校友會會長，跟我很熟，是世交。
       趕到南京陶園新村，茅以升和顧宜孫院長(唐山交大院長)已在家中等我了。他倆跟我講了打電報要我來的原因。
       1948年11月，我解放大軍在解放了東北全境之后，即長驅(qū)入關，直指平津，緊接著淮海戰(zhàn)役、平津戰(zhàn)役相繼打響。北方、中原，炮聲隆隆，煙塵滾滾。
       唐山交大地處山海關和天津之間，解放戰(zhàn)爭打響后，師生員工惑于國民黨的宣傳，不明真相，心中十分不安。一小部分在唐山、。北平、天津有家的師生員工陸續(xù)自行疏散回家，躲避炮火。11月17日下午3時，學校在伍鏡湖教授的主持下，召開了緊急院務會議，通過“即行南遷”的議案。
       全體師生員工及家屬約700人，立即分頭覓取南下的途徑。他們分三批，攜帶著半數(shù)以上的圖書、儀器、公物，從天津坐船來到上海，一路備嘗辛苦。
       到上海后，大家感到生活極度困難，吃住都沒有著落。上海物價高昂，逐日飛漲，本院員工初到此處，既無公教人員的配給，又買不到一般市民的戶口米，700多人散落在各處，有的住在上海交大的舊文治堂里，有的借住在親朋好友家中，還有的住在價錢便宜的小旅店里。由于教育部不撥經(jīng)費，學校唯一的財源是校友們一時的資助，杯水車薪，很難維持久遠。在這種情況下，大家提出了三個方案：一是去江西萍鄉(xiāng)縣。，汪泰葵教授和金傳炳講師率領著200名學生，已于12月15日離開上海到萍鄉(xiāng)。二是去臺灣的臺北市。，學校一部分圖書、儀器已運到臺灣，存放在臺灣大學里，當時聯(lián)合國文教組織贈予我校的148箱儀器設備，已有143箱被運到臺灣，由臺大保管。三是去廣西南寧。，這個方案是前任院長李書田提出來的。當時隨我校南遷的還有部分北洋大學(現(xiàn)在稱天津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學生，所以他主張仿照抗戰(zhàn)時期西南聯(lián)大的辦法，以唐山交大為主體，將這三個學校的學生集中起來，到廣西南寧，辦一個聯(lián)合大學。這個方案只是一個設想，沒有人去實行。
       在困難重重，人心浮動，學校處于危難的時刻，唐山交大的校友們很著急。他們聚在一起，商量辦法，幫助母校渡過難關。他們認為在這種時刻應推舉一位年富力強、有膽量、有能力的校友回去，幫助顧院長處理問題，領導院務工作。經(jīng)過磋商，校友們認為我是最合適的人選。原因是我剛從臺灣回來，現(xiàn)在是個閑人，年青，只有37歲，且學歷、資歷都有，曾在美國留學和工作近10年，獲得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是麻省理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工程研究員，有一定的工作經(jīng)驗和處事決斷能力，他們一致向顧院長推薦我。
       顧宜孫院長是我的老師，一位文質(zhì)彬彬的學者，執(zhí)教多年的老教授�？箲�(zhàn)勝利后返回唐山，由于學校經(jīng)費困難、員工待遇菲薄，備極艱窘，維持院務，心力交瘁，曾多次向教育部懇辭，均被慰留。這次學校南遷，面對混亂局面，尤感辛勞難支。他再次向教育部懇請辭職，并采納了校友們的推薦，希望我能回學校去，把我請出茅廬，繼顧師出任母校院長職務。
       以上是他倆講的情況。
       聽了他們的話，感到返回學校是臨危受命，義不容辭。我是母校培養(yǎng)出來的，顧院長和校友們對自己抱這樣大的期望，在母校艱難時期，怎能袖手旁觀呢？我同意了這個意見。如何上任呢?當時茅以升是國民黨教育部顧問，他向教育部提出了這個建議，得到批準。但是，教育部不能馬上發(fā)我聘書，因為渡江戰(zhàn)役已臨近，南京國民黨政府慌亂動搖，處于分崩離析的境地。教育部部長杭立武此時已不在南京，部務由次長陳雪屏代理，正準備遷到廣州，部印和機要檔案等均已裝箱待運，所以希望我先行到任，由顧院長聘請我做水利工程教授，出個聘書。
       1949年1月11日，我以水利工程教授的名義到差。就在這一天，顧宜孫院長召集了緊急教授會議。會上，他以身體欠佳，需要休息等原因已向部辭職，并推薦我以教授代理院務，等候部令。從這天起，我便接管了學校的工作。直到3月12日，才接到國民黨教育部從廣州，發(fā)來的聘任書，文號是“穗人字710”號，聘任唐振緒為國立唐山工學院院長。

舉步維艱的五個月

       我主持校務期間，正是具有悠久歷史的唐山交大決定命運的時刻。當時，我思想很明確，就是：
       接任后，一月份只剩二十天了。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唐院向何處去”。
       唐山交大作出南遷決定時，并沒有一個固定的遷移目標，而是走著瞧，走到哪就算哪�，F(xiàn)在700多人流亡上海，到底向何處去？爭論激烈，眾說紛紜。但大家有一個總的議論是上海不能久留。原因有三點：一、沒有校址安頓師生進行復課，擔心留在上海被并入上海交大(解放前，交通大學是由上海、唐山、北平三校組成，原屬同一個系統(tǒng)，但各自都有其漫長的歷史和傳統(tǒng))，二、上海物價飛漲，生活難以維持；三、上海也可能遭受戰(zhàn)火，不安全，所以得馬上離開，為此，學校開了多次教授和校友的聯(lián)席會，向何處去的問題，一直爭論不休。
       留在上海，保住學校，等待時局發(fā)展，伺機返回唐山原址。為了實現(xiàn)這個目標，我和全校師生員工一起，作出了種種努力，在解放前夕的五個月中，我們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終于撐下來了。
       我個人的看法是，不能再前進了，哪也不能動。只有下定決心，待在上海，就地克服艱難險阻，并設法在滬復課，以待時局發(fā)展。根據(jù)是：一、上海、南京、杭州一帶，有經(jīng)驗、有聲望的校友很多，如茅以升等，可以幫助出謀劃策，共商大事；二、上海有十幾所大專院校，并有聯(lián)誼會的組織，如能擠進去，共同行動，那么，只要他們有辦法，我們也就有辦法了；三、1946年，我曾在上海工作過，人地較熟，有些困難比較好解決，比如向銀行透支等；四、上海交大還有潛力可挖，只要我們做工作，便可以爭取到他們的幫助。如果繼續(xù)前進，到一偏僻之鄉(xiāng)，兩手空空，孤軍作戰(zhàn)，即便勉強解決了住的問題，700多人的吃飯問題，以及學校的一切開銷，還是束手無策。
       然而，校內(nèi)（師生員工）、校外（校友們）反對留上海的意見仍占優(yōu)勢。后來，聯(lián)席會作出決定，限10天之內(nèi)找一個能在上海呆下來的獨立校址，不然就去萍鄉(xiāng)。
       這十天，我反復做大家的工作，知難而進，堅定不移。為尋求獨立校舍，曾多方奔走求助，找了很多地方，如中央研究院在滬機關的房屋，甚至有些中學，我也去看了，但均成泡影。最后，得到上海交大王之卓校長的同意，在不妨礙他們教學工作的情況下，可以借用他們的課堂復課。1949年2日1日，我主持召開了第一次院務會議，不顧各方責難，作出決定：即日起，在上海借用交大地點籌備復課。這一場爭論，就此結束。方針既定，校友響應，群情振奮。
       二月份，全力解決另一個緊迫問題：即維持全校師生員工生舊的“錢和糧”的問題。
       學校留在上海后，師生員工的吃飯問題亟待解決。為此，我積極發(fā)動校友捐助，支援母校。在我到任之時，校友茅以升、侯家源為我在“蜀味腴”。飯店舉辦了歡迎宴會，宴請本院教授和校友。為了應急之計，曾即席發(fā)動校友捐米，當時認捐踴躍，竟達210擔。2月15日，在上海國際飯店，在茅以升主持下，我們召開了全國性的校友年會。校友汪菊潛、朱道豐、孫立己、許元啟、趙祖康、金同武、梁伯高、侯家源等30余人參加了會議，討論協(xié)助母校復課事宜。
       會上，我匯報了母校近況，再次呼吁校友捐助，這次會議決定將籌募儲糧的數(shù)字由210擔擴充到600擔，并攤派落實到個人。
       與此同時，我想方設法加入了上海15所大專院校的校長聯(lián)誼會，使我校有資格參加上海國立各大、專院校的聯(lián)合行動，取得他們的幫助。2月10日，上海各校公推陳望道等三位教授為代表，晉京請愿，爭取到緊急支付款1億元。這筆錢，按各校人數(shù)分配，我校也分到一份。2月27日，交大王之卓、同濟夏堅白、浙大竺可楨等各位校長和我一起，聯(lián)袂到南京，找到國民黨政府代總統(tǒng)李宗仁，又爭得3個月的儲糧款。
       此外，乘此次赴南京之便，我又去教育部找到陳雪屏次長，還爭取到本院遷移費7000萬元，應變費200萬元，中央銀行透支80萬元，以及學生全部實行公費待遇和公教人員的實物配給待遇（即員米3斗，工米2斗，食油2斤，鹽4斤，煤2擔，糖2斤）。
       當時偽幣一日三跌，經(jīng)費領到后，必須立即換成黃金現(xiàn)洋，以保幣值，使用時再換成偽幣。我們組成了若干個由教授、講師、學生和院會計人員四方面參加的小組，共同整理轉(zhuǎn)換和出入賬手續(xù)，共同簽字作證，避免了貪污弊病，較好地解決了師生員工的吃飯問題。
       三月，籌備復課，解決師生住宿問題。
       為了早日復課，我們各處奔走，做了多方面的準備工作。教室和實驗室，經(jīng)與上海交大教務處協(xié)商，在不影響他們使用的前提下，錯開排用，我們晚上也排課。圖書館也建立起來了，建在新文治堂的戲臺上。我們用木板將其隔成大小三間，一間充書庫，一間充閱覽室，一間充辦公室，旋即將所有的圖書開箱，并購置書架數(shù)十具，全部移放停當，正式開放。我們還添聘了教授10人，副教授2人，講師1人，助教1人。委派本院新任秘書吳符生校友向臺灣大學治提聯(lián)合國文教組織所贈予我校的儀器設備。全部準備工作中，最費周章的問題是師生的住房問題。幾百名學生，起初擠住在舊文治堂里。3月中旬，我們通過校友，從上海市工務局募捐了一批洋松后，將新文治堂的門窗玻璃補充齊全，并按上了電燈，學生門便搬進新文治堂�。ń杞o我校用的新文治堂是二幢未完工的禮堂）。教職員工及家屬除自行在外居住的外，則從體育館樓下，搬進舊文治堂，騰出體育館給上海交大存放大米。在舊文治堂的地板上，像統(tǒng)艙一段，男男女女，雜處一室。我院一些老教授，如羅忠忱，伍鏡湖、李斐英，黃壽恒等也和大家一樣，同甘苦，共患難，過著艱苦的生活。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我曾設法購買虹橋路頤中煙草公司的舊房子，但因?qū)Ψ揭辉偬�價，終未談成。后來，我從公路總局第一機械筑路工程隊南京辦事處撥到兩幢活動房屋器材，在新文治堂的右側(cè)空地架搭起來，解決了部分教師的住處。我們還自行設計了一種最簡易的房屋，并招商承攬，后因“疏散”事件發(fā)生，未能開工。
       3月28日，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唐山交大在上海交大徐家匯校址正式復課了。
       4月，發(fā)生了“四·二六”大逮捕和“四·二七”大疏散。
       1949年4月20日夜，國共和談破裂。21日，我百萬大軍強渡長江，打響了渡江戰(zhàn)役。22日，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宣布全市進入戰(zhàn)時狀態(tài)，實行全面軍事管制。此時上海處于白色恐怖之中，路上行人稀少，軍警和特務滿街巡邏，形勢十分緊張。26日凌晨2時，湯恩伯的軍隊突然包圍了上海各大專院校，搜捕進步學生。我校有5名學生（宗福腴、杜祟樸、程作渭、曹克明、李振華）因住在上海交大的學生宿舍內(nèi)，被當作上海交大嫌疑生而被捕，因為這5個人是一般學生，經(jīng)營救，于5月中旬全部釋放。然而就在這天晚上，我校真正的地下黨員和進步學生，卻躲藏在我家中，平安地躲避了敵人的搜捕。（應該指出，我校南遷時，學校里的黨員一個也沒跟著走。，后來決定在上海復課后，上海交大的地下黨員又在我校中發(fā)展了二三個黨員，或更多。我當時并不知道誰是共產(chǎn)黨員。）
       當時，我借住在善鐘路同學朱道豐家的二樓上，有兩間房。大女兒兩歲，二女兒剛滿月，愛人正在產(chǎn)后。4月26日夜晚，細雨蒙蒙，大約9點以后，學生們每隔一段時間溜進來一個，共來了閻燾（以后任西南交大校長）等9人，要我掩護他們。當時我又驚又喜，驚的是，這副擔子不輕，倘若被發(fā)現(xiàn)，則全家性命難保；，喜的是，這些青年學生對我如此信任，在危難之時，把我看成親人，以性命相托，頓時感動得熱淚盈眶。出于正義感，我毫不猶豫地把他們留下了。這9個人，在我臥室旁的小屋里，躲過了驚險的一夜。學生自治會主席李南生，在郊外田間躲了兩夜后，也來找我，于是，又幫他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隱藏起來。
       自“四·二六”大逮捕事件之后，27日，警備司令部又發(fā)布命令，限上海市15所大專院校于3天內(nèi)緊急疏散，退出原址。如果逾期不完成疏散工作，即派軍隊強制執(zhí)行。大疏散開始了。
       我校雖不在15所院校之列，但住在上海交大校內(nèi)，也必須退出校址。學校剛剛勉強安頓下來，突然又要覓地搬出，如此大的變動，一二天內(nèi)就得作出部署。我原想召開緊急院務會議，商討疏散計劃。但時間緊迫，來不及開會，只好自行奔走于舊文治堂、，新文治堂和臨時辦公室，當下作出決定：１、教職員工和學生，盡量自己想辦法疏散，沒有辦法的，由學校負責；２、即時分發(fā)儲備糧，員工每人一擔六斗，學生每人五斗三升，由庶務組辦理；３、圖書、公物，各單位自行裝箱，以備起運。
       4月28日，我校和上海其他院校一起宣布停課，開始疏散。我校無法自行疏散的員工學生，數(shù)量很大，急需房屋，以資安頓。其時，天下起雨來，眼看著上海交大的疏散工作在雨中緊急進行，三輪車、自行車、搬場汽車、小汽車蹣跚擠軋于人群之間，秩序混亂，人心惶惶，我校師生更加焦急。29日下午，雨勢更加猛烈，疏散期限只有一天半了，我最后決定將學校僅有的積蓄都拿出來，租下兩處住房，開始搬遷工作。從29日到30日，在大雨中，庶務組和有關人員連夜趕搬，終于將圖書、公物及校友捐贈的180擔余糧運到虎邱路66號4樓。留校的教職員工及家屬也遷至此。學生們撥到郊外一座尚未完工的啟明新邨居住。從此，我校師生在滬作客生涯，益加困苦。
       五月，留在上海，迎來解放。
       疏散后，人員分散，工作十分不便。在校友幫助下，在九江地103號210室借到一間房作為辦公室。我規(guī)定學校各處、組、室每星期一、三、五，至少有一人來此辦公，報告情祝，處理問題，邊期間，我們?yōu)閷W生的“菜金”募捐，并將募捐所得的錢，在校慶日，為學生們打了一次“牙祭”。5月下旬，上海解放前不久，接到國民黨有關當局打來的一個電話，要我全家飛往臺灣，并說飛機艙位已備好。我以校務責任重大，無法離開為理由，拒絕了。
       1949年5月27日凌晨，上海解放了，第一個打電話告訴我消息的，是學生李南生。后來知道他是中共預備黨員。
       我興奮地推開窗，向外一看，只見解放軍戰(zhàn)士都睡在人行道上，一排排，整整齊齊，給我留下深深的印象。那時，解放軍戰(zhàn)士不坐公共汽車，到哪去都穿草鞋步行，精神抖擻。他們挑著扁擔送飯，官兵一致。這種景象，過去從沒見過，感到十分新鮮，不禁十分敬佩。
       我當天便打電報給當時的北平市市長葉劍英，告訴他，我們正在上海待命，請他盡快派人來滬，接管唐山交大。

偉大的轉(zhuǎn)變

       很快，六月上旬，從北方來了兩位青年人，他們身穿灰色制服，提著兩只大帆布箱子，一個叫李泳，一個叫趙銳，是軍委鐵道部派來的。
       打開箱子一看，滿滿的，全是解放區(qū)用的貨幣，是給我們作回唐山的路費的。他們詳細了解了我校流亡在滬的情況，并把我們同心協(xié)力、共同奮斗的情況匯報給鐵道部領導。接著，與我們一起去見上海鐵路局的負責人黃逸峰同志，解決了回唐山的車輛問題。
       由于長江輪渡遭破壞，淮河大橋尚未修復，南北交通還沒有正式通車，我們只能先坐火車到南京，然后換船過江，再乘火車到淮河，到了淮河，還得換船過河。車皮也是現(xiàn)湊的：悶罐車、平板車、鐵皮車，五花八門，什么都有。6月19日從上海出發(fā)，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直到6月27日才到達唐山，途經(jīng)八天八夜。
       在唐山車站，我們受到了以軍代表顧稀同志為首的華北交通學院師生員工和我校沒有南遷的師生員工舉著�！盁崃覛g迎唐振緒院長為首的北返師生員工及家屬們！”的橫幅標語的盛大歡迎。
       看到久別的校園，雖已殘破不堪，但這大小建筑物散落在萬綠叢中的景色，卻予人以無限的回憶、安樂與新的希望。經(jīng)過半年緊張、艱苦的生活，回到了唐山，700多人這才松了一口氣。當時校園里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在上海這段患難的時日中，新任的唐院院長，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難，為我們奠下了重返唐山的基礎，鋪平了唐院新生的大道�！�
       1949年7月13日，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唐山交大，舉行了接管儀式，宣布成立中國交通大學。也就在這一天，唐山交大與從解放區(qū)遷來的華北交通學院合并，成立了中國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從此，在黨的領導下，新的唐山工學院誕生了。

飛躍發(fā)展的時期

       唐山交大建在唐山市郊外一角，環(huán)境清靜優(yōu)美，校舍古樸壯麗。師資、學生、圖書、設備，均屬上乘，有東方“康奈爾”之譽。可是解放前，學校飽經(jīng)戰(zhàn)亂，幾度搬遷。抗日戰(zhàn)爭期間，學校輾轉(zhuǎn)于湖南、四川、貴州各省達9年之久。美麗的唐山校址成了日軍養(yǎng)馬之地�？箲�(zhàn)勝利后，剛從內(nèi)地搬回來，還來不及修整，就又南遷上�！，F(xiàn)在學校舊有的房舍、教具，殘破不堪，難以應用。
       在這個破爛不堪的基礎上，如何逐漸恢復和發(fā)展起來，必須有個全面的規(guī)劃。剛到唐山時，軍代表顧稀同志就讓我提復校方案，于是我提了一個長遠計劃。我設想成立一個全國性的中國交通大學隸屬于軍委鐵道部，由5所大學組成，除原來的上海、唐山、北平三校，增設南京、哈爾濱兩校，共5所學校，以及有研究院、圖書館、編譯館和博物館的統(tǒng)二整體的“中國交通大學”的方案。這個計劃草案，包括宗旨、校址、學制學程、設備、員工薪資與學生待遇五部分。并附有行政系統(tǒng)表、人員編制表和經(jīng)費預算表，這個建議得到鐵道部滕代遠部長的批準，并開始執(zhí)行了。
       因此，接管前夕，鐵道部宣布了中國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院務委員會的委員名單，包括：唐振緒、羅河、顧宜孫、黃壽恒、張文奇、鄭秉璋、戈繩武、李泳（職工會代表）、王紹亭（講助代表）、李南生（同學代表）。并以唐振緒為主任委員，羅河兼教務主任，鄭秉璋兼總務主任。
       從此，在黨的領導下，我們立志要把新唐院辦成以鐵路為重點的，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綜合性、現(xiàn)代化的理工科大學。，在老唐院殘破不堪的基礎上，一面健全原有的土木、建筑、采礦，冶金四個系，一面又新增設了機械、電機、化工三個系，并大力加強數(shù)理化共同學科。此外還增設了鐵道工程、號志工程、電訊工程、機車工程、客貨車工程等五個專修科，還有預科一班。同時在校還成立了鐵道部鐵道技術研究所（我被任命為院主委兼所長）。
       但是辦好學校和研究所的首要條件是師資和高級科技人才。此在1949年8月，在百廢俱興的繁忙工作中，我挑燈夜戰(zhàn)，親自撰寫了“新唐院近景”一文，也就是一篇“求賢榜”，登載在《建設事業(yè)勵進社》的社報第100期上。這是一個發(fā)行國內(nèi)外的雜志，國內(nèi)學者和海外留學生都可以看到。文章介紹了新唐院的現(xiàn)狀，遠景規(guī)劃，鐵道部對唐院擴大發(fā)展的政策，以及急需添聘教授和研究人才等等。文章最后，特別說明了來我校工作待遇從優(yōu)，文章說：“我們所聘的教員，來唐山就職，享有鐵道部員工的福利，除本人同眷屬有車免票外，行李、書籍也有免費運輸證，到此有住宅，薪津待遇較一般大學為高，正教授待遇從1000斤到1500斤小米（清華、北大、南開等，最高均為1200斤）。教授自辦小灶膳團，每月每人為150斤小米（魚肉俱全），除此之外，水電煤等均由學校供給，可以說是無其他開支。副教授至少每月800斤，講師至少700斤，助教至少400斤�！�
       全國解放后，海外很多留學生想回國服務，可又不了解國內(nèi)解放后的真實情況。我的這篇文章傳到美國后，大家如獲至寶，廣為流傳，美國費城出版的《留美科協(xié)通訊》在1950年2月全文轉(zhuǎn)載，動員留學生回國工作。通過這篇文章，大家知道了學校在黨的領導下，得到了大發(fā)展、大擴充，了解了唐山母校無限光明的發(fā)展前景，愿意回來工作。
       這次“求賢”活動，碩果累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nèi)，從美國、英國、臺灣、香港和國內(nèi)各地，引進許多知名的專家學者，來充實增強教師隊伍和研究所的科學研究力量。如增聘了：曹建猷、任朗、史家宜、邵福旿、張萬久、黃萬里、劉福泰、 孫竹生、胡剛復、趙松鶴、張正平、沈智揚、張震、余國琮、王柢、高渠清、錢冬生、勞遠昌、吳炳焜、杜慶萱、林宗彩、朱覺、袁見齊、章守華、孫訓方、劉鐘華、何杰、江山壽、盧煥云、張熙年、吳文瀧、胡漢泉、朱淇昌、盧肇鈞等八十位教授。當時母校元老：羅忠忱、伍鏡湖、李斐英、顧宜孫、黃壽恒、王紹瀛、范治綸等老師均仍健在。原有的張文奇、羅河、李汶、楊耀乾、汪泰葵、楊榮寶等教授年富力強。除此，還聘請了講師助教有二百多人。因而形成了“群英集唐山”的空前未有的興盛局面，為我校強大的教師陣容進一步打下了基礎。解放初期，國內(nèi)大學一下子招聘到這么多人才，恐怕我校是獨占鰲頭的。每憶及此，令人神往，不禁為母校的繁榮昌盛而振臂歡呼！1950年10月，在我離開唐山調(diào)來北京的同時，研究所也遷來北京。今天在北京西郊，也已發(fā)展成令人矚目的中國鐵道科學院，擁有十個專業(yè)研究所（分設北京、成都、蘭州三地）。并設有繼續(xù)教育中心，研究生部（培養(yǎng)碩士、博士研究生），環(huán)形鐵道試驗基地（主環(huán)長九公里），勘測設計部和中間實驗工廠。今日之鐵道科學院（在唐山創(chuàng)始時，只有六十人），已經(jīng)是一個擁有四千多名職工（其中科技主要人員內(nèi)有交大校友五百百十人），專業(yè)基本配套的鐵道部的綜合性科學研究和實驗中心了。

       1950年5月14日，鐵道部部長滕代遠由北京專程來唐山，視察中國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及鐵道部鐵道技術硏究所。唐院院務委員會主任兼研究所所長唐振緒率領院、所代表到站歡迎。這是當時在唐山車站上合影。
       應該指出的是，在一九五二年，國家對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diào)整時，把唐山母校的冶金、采礦、建筑、化工四個系調(diào)出，支援和建立了新的國立院校。如：以張文奇教授為系主任之冶金系全體師生，遷往北京鋼鐵學院；以何杰教授為系主任之采礦系全體師生，也調(diào)出成立了北京礦業(yè)學院；以劉福泰、徐中梁教授為系主任之建筑系，和以余國琮教授為系主任之化工系，分別并入天津大學（即原北洋大學）。I另外并再調(diào)出兩個專業(yè)和一部分知名教師，支援了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上海交大、北京地質(zhì)學院和國防部門。還支援了鐵道系統(tǒng)的北京、蘭州、長沙三個鐵道學院。唐山只留與鐵道有關的土木、電機、機械三系及共同學科，并更名為唐山鐵道學院。唐山母校的精華被砍去一半，元氣大傷。雖然如此，但是我們是為我國各地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事業(yè)的發(fā)展貢獻了力量，并且“自力更生”的潛力還是很大的。這是“母校的光榮”。以后，在一九七一年，唐山母校遷到峨眉，在“天下名山”峨眉山下，重建校園。現(xiàn)在又以雄偉的步伐，在四川成都建成總校，以峨眉為分校，這就是今日之西南交通大學。
口述：唐振緒
整理：譚 湘選自楊樹彥主編：《西南（唐山）交通大學校史資料選輯（第五輯）》，（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學校史編輯室，1993年，第5-12、22頁）。